儒家思惟中的修身之道
作者：唐明燕（復旦年夜學馬包養網車馬費克思主義學包養金額院研討員，尼山世界儒學中間孟子研討院特聘專家）
來源：《光亮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十一日壬午
耶穌2024年5月18日
孔子既是儒學創始人，也是傳統文明的繼承者，這里所說的“傳統文明”指的是孔子視角下的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孔子把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所蘊含的品德元素突顯出來，開創了儒家學派。在現代儒家思惟中，有沒有品德是人與禽獸的最基礎區別，品德踐履程度的高下是正人與君子的分水嶺。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人與禽獸的差別僅“幾希”。關于這“幾希”，荀子的見解是：“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全國貴也。”（《荀子·王制》）人與禽獸比擬也無非就是多了一個“義”，所謂“義”就是了解本包養合約身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屬于品德觀念范疇。正因為儒家包養網評價把人看作是品德性的存在，所以他們主張“以德修身”。
儒家對品德修養很有信念，在現代儒家視野中，品德修養這件工作完整取決于個體的選擇，《孟子·告子下》有云：“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罷了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罷了矣。”也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提出了“為仁由己”“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點。雖然提出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點，但這也只是預示著人晉陞品德境界的能夠性，若要把包養妹能夠性變成現實性，還需求扎扎實實的盡力。為此，儒家建構了一套細致、系統的品德修養包養行情方式。在這里，我從中擇取一些仍有較強現實意義的要點為大師作一番講解。
重視思慮和反思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論語·衛靈公》）孔子說，一個人假如不了解經常問問本身“該怎么辦啊，該怎么辦啊”，他也不了解該拿這樣的人“怎么辦”了。因為，一個人能夠問出“如之何，如之何”，即說明他對本身是有反思的，他在謀求衝破和改變，而這恰是一個人成長進步的動力。反之，假如一個人問不出“如之何”，則說明他缺少這種自我成長的動力，而對于缺少自我成長動力的人，孔子也不了解該怎樣往引導教導他了。
在儒家看來，思慮和反思是晉陞品德修養和精力境界的主要方法，那么，具體應該往哪些標的目的往思慮和反思呢？
在《包養網ppt論語》中，曾子和孔子都做了提醒。曾子提到了“三省”：“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伴侶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三省”意為屢次省檢，曾子屢次省檢的內容是：為別人幹事的時候，有沒有做到盡心盡力？與伴侶來往的時候，有沒有做到誠實取信？老師教的為人處世的事理，本身有沒有往“習”？這里的“習”指的不是簡單的復習，而是指實習、練習、演習，即落實到實踐中往。孔子則講到了“九思”：“正人有九思：視思包養意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看東西的時候，要想想本身能否看明白了；聽問題的時候，要問問本身能否聽清楚了；待人接物的時候，要檢查本身有沒有做到臉色溫和、容貌恭順；說話的時候，要想想本身所說的話能否確實靠得住；幹事情的時候，要問問本身能否做到了嚴肅認真；碰著疑問的時候，要反思本身有沒有往尋求真諦；發怒的時候，要考慮后果；獲得好處的時候，要檢查本身能否該得。
人在思慮和反思的過程中，很能夠會發現本身有做錯的處所。畢竟我們每個人都存在局限，例如原生家庭的局限、成長經歷的局限、知識結構的局限、性情脾氣的局限等。我們帶著這些局限往想問題、幹事情，最后出現過掉也缺乏為奇，所以才有了“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這樣的說法。做錯了很正常，了解及時矯正就可以了，正如孔子所言，“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了解本身做錯了卻不矯正，才是真正的過錯。
既然現代儒家思惟重視思慮和反思，那么，我們日常生涯中常講的“三思而后行”，儒家能否認可呢？能夠有人會給出確定的答覆，但實際上，現代儒家對此是持反對態度的。甜心寶貝包養網據《論語·公冶長》記載，季文子這個人“三思而后行”，孔子聽說季文子的行事風格之后，點評了一句：“再，斯可矣。”這句話的意思是，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想兩次就可以了。孔子之所以反對“三思而后行”，是因為“三思而后行”至多會產生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假如對過往的工作思慮過多，那么便不難困于過往而難以自拔，導致無法開展新的生涯或事業；另一方面，假如對即將要做的工作思慮過多，那么便不難形成行動上的優柔寡斷。
重視環境的影響
《孟子·滕文公下》記載了孟子和戴不勝之間的一段對話。孟子問戴不勝：楚國有一個年夜夫，想教本身的孩子說齊國話，他應該往找一位齊國人來教呢，還是往找一位楚國人來教？戴不勝答覆說，當然是找一位齊國人來教。孟子接下來說“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一個齊國人在那里教這個小孩說齊國話，一群楚國人在旁邊起哄，“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成得矣”，即便天天責打這個小孩催促他說齊國話，他也是學不會的；反之，“引而置之莊岳之閑數年”，莊、岳指的是當時齊國國都臨淄兩條最忙碌的街道——莊街和岳里，假如把這個小孩帶往莊街和岳里待上幾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成得矣”，即使天天往責打這個小孩逼他再說回楚國話，也是無法做到了。孟子以此故事，闡述了儒學視野下環境對人天生長的意義。
關于環境的主要性，《荀子·勸學》也舉了一系列例子予以說明：南邊有一種名為蒙鳩的鳥，這種鳥用本身的羽毛做巢、用本身的發絲把巢拴起來，并“系之葦苕”，結果“風至苕折，卵破子逝世”，之所以出現這種悲慘的結局，并非因為鳥巢不堅固，而是因為把鳥巢系包養妹錯了處所；東方有一種名為“射干”的樹，這種樹才四寸長，可是因為“生于平地之上”，也獲得了“臨百仞之淵”的視野，這不是因為它自己長得高，而是因為它生長對了處所；蘭槐的最基礎來是可以做噴鼻料的，可是假如把它泡進污濁的液體中，大師也都會離它遠遠的，“正人不近，庶人不服”，這并非因為蘭槐的根變質發臭，而是因為周圍的環境淨化了它。通過這些例子，荀子給出了一個忠言：“正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正人以及有志于成為正人的人，應該待在本身該待的處所，結交值得結交的人，這樣才可以離中正之道更近一些。
知行合一
《論語》開篇即講“學而時習之”，“學”是獲得“知”的主要途徑。現代儒家重視學習動機，并根據學習動機的分歧，將“學”分為兩種：“正人之學”和“君子之學”。
關于二者之間的區別，《荀子·勸學》作了界定：“正人之學也，進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台灣包養網正人之學”指的是人用耳朵聽到后，心上就顯現出來包養行情，然后就從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體現出來；“君子之學也，進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君子之學”則是指人用耳朵聽見了、通過口中賣弄出來，但是，口耳之間只要四寸長，指看通過這“四寸長”讓整體人格獲得晉陞、醜化，那是不成能的。現代儒家倡導“正人之學”，反對“君子之學”。儒家認為，一個人通過學習獲得的品德理念，假如不克不及內化于心中并外化為行為，那么縱使他學到的東西再多、學得的內容再好，也是沒有興趣義的。
什么時候才可以將學習告一段落呢？那就是將所學落實到實踐中往，即“學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儒家之所以強調“知行合一”，是因為現代儒家教給人的重要內容并非書本上的知識，而是做人幹事的事理。這些做人幹事的事理，只要通過落實到實踐中往才有興趣義。正如宋代年夜儒程頤在點評若何讀《論語》時所言：“如讀《論語》，未讀時包養犯法嗎是此等人，讀了后又只是此等人，即是不包養網VIP曾讀。”（《四書章句集注》）
在牴觸沖突中彰顯品德境界
對于年夜多數人來說，在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涯中踐行品德規范或許并不是特別的難事，而在遭受牴觸沖突時，仍然能夠堅持內心的操守，才幹真正彰顯品德境界。在此我向大師介紹儒家對兩種常見人生沖突的應對之道。
面對義與利的沖突，現代儒家的態度毫無疑問是“重義輕利”，例如，孔子講過“正人喻于義，君子喻于利”（《論語·里仁》）。不過需求留意的是，現代儒家思惟中的“重義輕利”，是以義、利發生沖突為條件的。假如條件發生變化，義、包養網心得利之間不沖突，儒家思惟則對獲得好處持認可的態度。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包養管道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包養甜心網也。”（《論語·泰伯》）孔子認為，當國家政治清明之際，一個人始終窮困潦倒，這是恥辱的；反之，當國家暗中無道之際，一個人卻能富貴發達，這也是恥辱的。可見，孔子對于“重義輕利”的關注點不在貧窮或許富貴自己，而在于因何而貧賤、因何而富貴。對此，孟子也有類似的見解，據《孟子·公孫丑下》記載，孟子的學生公孫丑問孟子“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孟子明確答覆包養甜心說“非也”。在孟子看來，假如不合適道義，哪怕是一頓飯也不應接收；而假如合適道義，舜受堯所禪讓的全國也可以接收，“非其道，則一簞食不成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全國，不以為泰”（《孟子·滕文公下》）。總之，“窮不掉義，達不離道”（《孟子·盡心上》），“畏患而不避義逝世，欲利而不為所非”（《荀子·不茍》），以“義”為旨歸，將“利”統一到“義”的旗幟下，這是現代儒家處理義利關系的基礎價值取向。
除了義利沖突之外，現代儒家也關注人的內心期許與外界評價之間的沖突。
《論語》開篇即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正人乎？”“有朋自遠方來”確實是一件讓人開心的工作，說明有人認可本身、有情投意合的人。可是假如沒有呢？孔子認為，依然應該做到“人不知，而不慍”（《論語·學而》），即別人不睬解“我”，“我”卻不惱怒。此言并非孔子不在不測界評價，他曾經說：“正人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即正人最擔心的就是終其平生也未能獲得為后世所稱道的名聲。既然這般，為何孔子還能提出sd包養“人不知而不慍”的觀點呢？因為孔子所尋求的并非一時之名聲，而是基于個人真實價值的長遠的社會評價。對此，孔子有信念，孔包養網車馬費子認為假如一個人的素質足夠優秀，那么被外界清楚、認可是遲早的事。例如，孔子曾講：“犁牛之子骍且角，包養sd雖欲勿用，山水其舍諸？”（《論語·雍也》）這句話中的“犁牛之子”，指的是耕地的牛所生的小牛，小牛盡管出生并不高貴，可是本身素質卻很是好，長著紅色的毛、整齊的角。孔子認為，即便有人因為小牛的出生并不高貴而不想用它祭奠山水之神，可是山水之神難道會舍棄它嗎？弦外之音是這頭小牛本身素質這般出眾，山水之神是不會舍棄它的。基于這樣的認知，孔子把對外界評價的關注轉化為對本身素質的關注，孔子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論語·里仁》）即人無須擔心本身沒有職位，而應該擔心本身的才幹能否配得上這個職位；無須擔心別人不清楚、不認可本身，而應該往尋求獲得值得別人認可的本領。
現代儒家重視外界評價，但又不執著于外界評價。儒家前賢認識到，外界評價盡管很主要，但終歸也只是一種“說法”，這種說法未必客觀，“有不虞之譽，有責備之毀”（《包養dcard孟子·離婁上》）。包養故事孟子講“我四十不動心”（《孟子·公孫丑上》），“不動心”指的是內心擁有定力，不因外界毀譽而遭到干擾，“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孟子·盡心上》）包養情婦，無論別人能否認可，都能做到自得其樂。“失意，澤加于平易近；不失意，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全國”（《孟子·盡心上》），假如獲得了認可、獲得了發揮抱負的機會，那就帶領更多人往尋求仁義，假如得不到認可、沒有發揮才華的機會，那就做好本身。這恰是儒家思惟的可貴之處。
對于本身實際情況與外界評價之間的關系，現代儒家有甦醒的認識。例如，荀子說：“士正人之所能不克不及為：正人能為可貴，不克不及使人必貴己；能為可托，不克不及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克不及使人必用己。故正人恥不修，包養一個月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克不及，不恥不見用。”（《荀子·非十二子》）在這段話中，荀子對正人能掌控的工作和不克不及掌控的工作作了區分：士正人能值得別人尊敬，可是卻沒有辦法請求別人必定尊敬本身；士正人包養條件能值得別人信賴，可是卻沒有辦法請求別長期包養人必定信賴本身；士正人能值得君主任用，可是卻沒有辦法請求君主必定任用本身。正人以本身修養不夠為羞恥，不以被人欺侮為羞恥；正人以不值得別人信賴為羞恥，不以不被別人信賴為羞恥；正人以本身沒有才能為羞恥，不以不被任用為羞恥。不被榮譽所誘惑，不因誹謗而恐懼，堅持做本身該做的工作，這就是真正的正人。“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成必也”（《荀子·議兵》），幹事做到無悔就夠了，至于最終結果若何、外界能否認可，就不用過于苛求了。
以上觀點代表了儒家面對外界評價時的基礎價值取向，其既積極進取、務實感性，又豁達通透，可謂中華傳統文明中的優秀理念。
“中庸”的品德選擇戰略
年夜千世界千變萬化，新事物、新狀況層出不窮，當面臨品德選擇的兩難之境時，儒學的處理戰略是“不偏不倚”。
“中庸”在現在人們的懂得中，往往被視為折衷主義、不講原則、不走極端。“中庸”之所以遭到這種誤讀，我認為能夠與孔子對“中庸”的一個表述有關——孔子曾說“執其兩端，用此中于平易近”（《禮記·中庸》）。可是，此處的“中”并非“中間”之“中”，而是“恰到好處”之意。朱熹對“執兩用中”的注解是“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年夜厚薄之類”（《中庸章句集注》）,“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包養價格ptt，即薄上是中”（《朱子語類》）。
為了達成恰到好處的中庸境界，儒家思惟認為須把握為人處世的精華——時中，“時”可以引申為“機遇”“時機”等意，“時中”意味著人要根據不斷變化的客觀情況靈活處理問題、審時度勢，相“時”而動、隨“時”而中，防止機械化和教條化。孔子曾把本身同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逸平易近作比較，這些人都是在當時的社會佈景下獲得大師廣泛認可的、品性高潔之人。孔子認為本身和這些人紛歧樣，他說：“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成。”（《論語·微子》）對于孔子的這一自我評價，孟子評論說：“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年夜成包養留言板。”（《孟子·萬章下》）孟子認為孔子最為高超，因為孔子做到了“無可無不成”，堪稱圣人中的識時務者。“無可無不成”并非隨心所欲、不講原則，而是始終以不變的道義作參照和支撐，即“義之與比”。
《論語·先進》記載了一段孔子與學生的對話，可作為孔子“無可無不成”可是又“義之與比”的典範例證：子路問孔子：“聽到一件合于義理的事，就立即往做嗎？”孔子答覆說：“父親和兄長還健在，怎能不先請教他們就往做呢？”過了一段時間，冉有又問了孔子同樣的問題，結果孔子答覆說，立即往做吧。在孔子答覆這兩位學生時，別的一位學生公西華一向都在近側。于是公西華很迷惑，不清楚為什么前后面對同樣的問題時孔子卻給出了分歧的謎底。孔子解釋說：“冉有性情優柔寡斷，所以我要鼓勵一下他；而子路行事魯莽，所以我就節制一下他。”針對分歧特點的學生，孔子給出了統一問題的分歧謎底，這就是孔子提出的“無可無不成”，這個“無可無不成”背后有始終堅守的原則，那就是要給學生最佳指導。可見，儒家的“時中”雖然倡導靈活變通，但絕不是支撐人往當墻頭草。
“時中”的過程，用儒家思惟中的另一概念來表述就是“權”的過程，“權”即權變、權衡。各種品德規范有輕重緩急之分，有時還會產生沖突，這時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權衡和選擇。《孟子·離婁上》記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淳于髡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能否是“禮”的請求，孟子給出了確定的答覆，淳于髡接著問“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說：“嫂溺不援，是虎豹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認為，在“嫂溺”的求助緊急時刻，必須對“男女授受不親”做出權變，假如為了抱守“禮”而見逝世不救，那么雖然概況上維護了“禮”，但實際上卻背離了“禮”的實質即“仁義”。
總之，儒家思惟中的“中庸”，以客觀事物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多變性為基礎，它體現的是原則性與靈包養網站活性相統一的理念，這是中華前賢的辯證思維，閃耀著感性認知的光輝。
（本講座文稿系“深刻領會‘第二個結合’”理論宣講內容節錄）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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