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
作者：王琦（長沙理工年夜學設計藝術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廿九日戊戌
耶穌2019年8月29日
內容摘要：經筵講義作為宋代興起的一種新經學體例，是儒家士年夜夫詮釋經旨義理并對帝王進行教導的經筵講稿與帝學教材，為經筵軌制定型與學術轉型的產物，寄寓了士年夜夫以學術影響政治，致君堯舜的政管理想。在帝王與士年夜夫的互動與交通中，經筵講義逐漸興起與發展，至南宋時蔚為年夜觀，具有以義懂得經，啟沃君心，聯系時政，語含勸誡，語言淺顯，經世致用等“義理”特征與“帝學”顏色，是帝學建構與理學發展的關鍵環節。
關鍵詞：經筵講義、帝學、理學
宋代經筵軌制的定型，不僅為帝王學習經史供給了專門的師資隊伍、組織機構等保證，並且為士年夜夫通過經筵講學，以儒家經旨義理影響帝王及政治供給了平臺，“帝學”應運而生，成為了宋代儒學的新動向。士年夜夫們紛紛努力于經典的從頭詮釋與思惟撰述，力圖以學術影響政治，致君堯舜，道濟全國，建構分歧于傳統士年夜夫之學的帝王之學，一種以崇尚義理為特征的新經學體例——經筵講義逐漸興起，[①]在南宋蔚為年夜觀。那么，經筵講義是若何逐漸興起與流傳？它與傳統章句訓詁之學相較有何特點？通過范祖禹《帝學》所記載的宋代帝王為學事跡與士年夜夫台灣包養經筵講學記錄等文獻梳理，可以探討到經筵講義發展的邏輯軌跡與特點，呈現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互動。
一、經筵講義的萌芽與產生
經筵官的設置，最後源于帝王聽政之暇閱讀經史、質問經義、召對詢訪的需求。[②]他們堅信“經者所以載道，而道者適治之路也”，[③]力圖通過儒家經典學習，晉陞德性修養與治國才能，成績堯舜三代之治。這種為學求治的傾向，無疑影響了帝王與士年夜夫對經典的選擇與詮釋，促進了宋代學術轉型與經筵講義的產生。
1.宋代帝王對經筵教材的選擇及“義理”解經的偏好
帝王“本日之學與不學，系改日之治亂”，[④]是對學術與政治關系最經典的歸納綜合。宋朝開國以來，歷代帝王謹守以文明成全國的祖包養網評價宗家法，勤學好問，身為典范，以成治道。如太宗曰：“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⑤]仁宗幼時，“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⑥]慶歷時，仁宗“詔兩制檢閱《唐書》紀傳君臣事跡近于治道者，日錄一兩條上之。”[⑦]神宗時，為“敷陳治道”，“命進讀《資治通鑒》”等。[⑧]經筵進讀的典籍與教材選擇，無不以成圣德益治道為標準。為此，宋代帝王特重經旨義理的體悟。
如太宗曰：“朕讀書，必究微旨”。[⑨]真宗聽邢昺講《年齡》有感而言：“勤學無益，最勝它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⑩]只需是能遠鑒前代興亡之跡的圖治之要，仁宗都“令講讀官敷經義于前，未嘗令有諱避”。[11]可見，若何從經典中把握為君之道與治國之要，是宋代帝王最為關切的問題。這就必定請求士年夜夫在經筵講學中，衝破傳統章句訓詁之學的詮包養俱樂部釋形態，采取一種新的義懂得經方法，指導帝王把握蘊含在經典中的經旨要義與修己治人之道。所以高宗說：“有帝王之學，有士年夜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但推前古治道無益于今者要實施耳！不用指責章句以為文也。”[12]指出了帝王之學與士年夜夫之學分歧的詮釋請求。
為了實現因經義以求治道的目標，宋代帝王還體現出對經筵官義懂得經的偏好。如端拱元年（988），太宗聽李覺講《易》之“泰卦”，對其發揮經義，“因述六合感通，君臣相應之旨”表現贊許，賜帛百匹，以之為“君臣鑒戒”。[13]咸閏年二年（999），真宗稱贊崔偓佺講《尚書•年夜禹謨》，“頗達經義，甚可稱也。”[14]仁宗贊美經筵官曰：“賴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甚悅之。”[15]侍講錢象先因善講說，解經“語約而義明”，被仁宗前后留侍十五年。[16]均體現出對不拘字詞章句，探討經旨義理的興趣，這必定影響并帶動經筵官衝破傳統章句訓詁之學的束縛而轉向經典“義理”詮釋，一種新經學體例逐漸醞釀而生。
2.宋代士年夜夫經筵經義注疏的進呈
仁宗之前，經筵官講學往往口說經義卻并無記錄，但至寶元二年（1039），開始出現經筵官撰寫講稿或記錄進呈的記載。如仁宗問丁度《尚書》中《洪范》《酒誥》年夜義，“命錄二篇以進”[17]。皇祐三年（1051），仁宗問“年夜衍之術”，“令寫《年夜衍》一章，經注具疏，來日誥日進”。接著“又問龜筮之事，令進《洪范·稽疑》，經注具疏。”[18]仁宗因學習需求，請求經筵官采取“經注具疏”的情勢，收拾經義進呈，已具經筵講義之萌芽。
據《帝學》記載，仁宗時還出現了經筵官主動撰寫、進呈經文年夜旨的情況：
（皇祐四年玄月）乙未，御邇英閣，命賈昌朝講“乾卦”。帝謂侍臣曰：“昌朝位將相，執經侍講，朝廷美事也。”來日誥日，賈昌朝又手疏：“‘乾卦’年夜旨，在上一爻，夫爻在亢極，必有兇災。不即言兇，而言‘亢龍有悔’者，以悔中有可兇可吉之象，若修徳以甜心花園濟世，則免悔而獲吉也。”帝面賜手詔嘉獎，以所陳卦義付史館。[19]
賈昌朝居將相之位而執經侍講，發揮“乾卦”經文年夜旨，引導君王修德濟世，以免悔獲吉的釋經方法，具有“講義”以己意解經，闡發年夜義的特點。[20]其自覺地收拾講學記錄進呈的行為，無疑對經筵官有興趣識地撰寫“講稿”有著“示范”感化，“講義”創作與名稱呼之欲出。
英宗時呂公著講《論語•學而》等章，采取逐句逐章闡發經文年夜義的情勢，在《帝學》中留下了詳細的記載，[21]但此時并未以“講義”之名稱之，而《全宋文》則以《論語講義》之名予以了收錄。然從所記載的文字而言，兩者并無實質區別。以“有朋自遠方來”句為例，《全宋文》收錄內容如下包養甜心：
有朋自遠方來
自皇帝至于庶人，皆須有伴侶講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為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為樂。至于王者之學，則力可乃至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燕見，勸講于擺佈。又以擺佈之賢為未足，于是乎訪諸巖穴，求諸滯淹。則懷道抱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至，此皇帝之伴侶自遠方來者也，其樂亦年夜矣。[22]
《全宋文》采取了先列經文，再另起一段的情勢闡發經義。以人人皆須伴侶
講習，引申至皇帝當汲汲求賢而為朋，勸誡君主擇賢而處，以為年夜樂。其所記載的內容與《帝學》獨一分歧的是，《帝學》采取的是記述情勢，未將經文與經義分段書寫。而與后世成熟的講義相較，《全宋文》所收錄的呂氏講義，在闡發經義之前，未冠以“臣某曰”“臣按”“臣聞”等按語作為引語。
假如所以否自經筵講學且具有義懂得經的特點作為經筵講義的判斷標準，那么，范祖禹的《帝學》早已有比較翔實的經筵經義記錄。如真宗年夜中祥符元年（1008），馮元講發揮《易•泰卦》卦義曰：“地天為泰者，以六合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高低相與，則可以輔相六合，裁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成萬物。”以天尊地卑、六合交泰以喻君臣之道，“帝悅，賜元緋章服。”[23]至仁宗朝，這種以義懂得經的方法更為常見。如景祐四年（1037）講《正說》“慎罰”“養平易近”二篇，[24]慶歷五年（1045）講《詩經》諸篇終年，[25]皇祐元年（1049）至五年（1053）分別講《論語》《尚書》《周易》《周禮》等諸經，[26]均留下了豐富的經筵講論記錄。可見，在仁宗慶歷后，以“義理”詮釋經典的方法已經比較風行。但由于它們是范祖禹以“史”的情勢在《帝學》中予以記載，并不是經筵官有興趣識地收拾撰述之作，因此可視為是經筵講義的萌芽階段。《全宋文》所收錄的呂公著《論語講義包養女人》也是后人搜輯收拾的結果，所以此時并未用“講義”指稱這種以義懂得經為特點的經學新體例。
3.經筵官由尊“注疏”到尚“義理”的包養行情學術風尚轉變
假如說仁宗初年的經筵官重要以代表漢唐注疏經學遺緒的孫奭、楊安國系官員為主，[27]那么仁宗中早期，隨著胡瑗、歐陽修、劉敞等進侍經筵，一批鄙薄注疏、崇尚義理的學者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尤其是神宗之際，王安石、陸佃等進進經筵，[28]促進了傳統章句訓詁之學向義理之學的轉型，經筵講義應運而生。王應麟《困學紀聞》勾畫了其興起的軌跡：
自漢儒至于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別緻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后，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包養網dcard，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29]
從漢代至宋初，學者多以章句訓詁的方法詮釋經典，而至仁宗慶歷之后學風新變。假如說劉敞《七經小傳》給學術界帶來了一股別緻之風，那么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則將經學推上了義懂得經的新階段。自其“新義”出，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消”，[30]影響了一代學術思潮之轉變。劉敞、王安石等進侍經筵，必定會將這種“義理”解經的學術旨趣帶進講學之中。神宗元豐間陸佃“始進講義”，“講義”之名初次出現于經筵講學之中，標志著經筵講義的正式產生，并影響至學校教導。
之后，隨著“新學”人物呂惠卿、曾布、王雱、沈季長、黃履等進進經筵，促進了以“義理”解經方法的定型與經筵講義的風行。即便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程頤等，也崇尚“義理”解經。如程頤曰：“經所以載道也，通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31]范祖禹、司馬康等為便利帝王經筵聽講前后“尋繹”[32]或“溫尋”[33]，主動將經筵講學的內容編寫成冊，進呈《說命講義》《無逸講義》。可見，自神宗台灣包養后，“講義”作為新經學體例已經為北宋各學派所配合接收，它既是宋代經筵軌制定型的產物，又是當時學術轉型的結果。
二、經筵講義的發展與流傳
經筵講義作為宋代興起的新經學體例，是儒家士年夜夫詮釋經旨義包養網評價理并對帝王進行教導的經筵講稿與帝學教材，為經筵軌制定型與學術轉型的產物。自元豐間陸佃講《周官》，為神宗始進講義，[34包養網VIP]經筵講義便被廣泛地運用于講學之中。為便利天子課前預習或課后溫習，引導帝王快捷地把握經旨要義，經筵官們往往在天子聽講前后，進呈經筵講義。神宗時于進講前一天進呈經筵講義，至哲宗元祐時又改為開講越日進呈。如范祖禹上《傳宣進講義札子》：“今后邇英閣講說所引證事口義，令越日別具進呈。”[35]高宗時經筵官請求按照舊制，“起立進讀畢，以次奉設繕寫講義進講”。[36]黃幹追述朱熹經筵講學時的情況說：“師長教師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sd包養。”[37]可見，自神宗之后，經筵官于講學前后進呈講義，已經成為一種慣例，而其創作也日益豐富。
通過對《四庫全書》與《全宋文》中，直接以“經筵講義”定名的文獻資料的搜集與收拾，可以看出經筵講義在宋代的發展與流傳情況，[38]如表所示：
宋代經筵講義一覽表
作者名
講義名
出處
備注
楊時
尚書經筵講義
《全宋文》卷2685，第124冊；《龜山集》卷5
存
楊時
論語經筵講義
《全宋文》卷2685，第124冊；《龜山集》卷5
存
周憲之
經筵講義四卷
《龜山集》卷36《周憲之墓志銘》
程俱
論語經筵講義四篇
《北山集》卷29《進講》
存
程俱
孟子經筵講義四篇
《北山集》卷29《進講》
存
程俱
經筵講義二
《新安文獻志》卷39
存
虞允文
經筵年齡講義三卷
《宋史》卷383，列傳第142
王十朋
經筵講義（年齡）
《梅溪集》后集卷27
存
王十朋
經筵講義（論語）
《梅溪集》后集卷27
存
張闡
經筵講義
《文忠集》卷61
蕭燧
經筵講義二卷
《文忠集》卷67
張栻
經筵講義（詩）
《南軒集》卷8
存
朱熹
經筵講義（年夜學）
《晦庵集》卷15《講義》
存
陳傅良
經筵孟子講義二篇
《止齋集》卷28；《經義考》卷234
存
袁燮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5
存
黃震
經筵講義（詩經葛覃）
《黃氏日抄》卷39
存
袁甫
經筵講義（易/論語）台灣包養網
《蒙齋集》卷1
存
真德秀
經筵講義（年夜學/中庸）
《西山文集》卷18（進讀朱熹《年夜學章句》《中庸》九經章、至圣章以及《年夜學衍義》）
存
杜范
經筵講義三卷
《清獻集·撮要》；《宋史》卷407，列傳第166；
葉滋味
經筵講義
《浙江通志》卷242，《經籍二》
牟子才
經筵講義
《宋史》卷411，列傳第170
洪天錫
經筵講義
《宋史》卷424，列傳第183
王年夜寶
經筵講義二卷
《廣東通志》卷44，《人物志》
陳宗禮
經筵講義
《宋史》卷421，列傳第180
蔣繼周
經筵講義五卷
《浙江通志》卷242，《經籍二》
張綱
經筵詩講義
《華陽集》卷24
徐元杰
經筵講義（論語）
《楳埜集》卷1
存
程元鳳
經筵講義
《新安文獻志》卷75
趙汝騰
經筵講義跋
《全宋文》卷7780第337冊；《庸齋集》卷5
存
徐經孫
崇政殿經筵尚書講義
《矩山存稿》卷2《講章》
存
由上可知，經筵講義在南宋獲得了疾速發展，數量明顯增添，內容也更為豐富。不僅有《尚書》《年齡》《詩經》《易》等“五經”經筵講義，並且出現了《論語》《孟子》《年夜學》《中庸》等“四書”經筵講義，這與宋代《孟子》的升格運動，《年夜學》《中庸》感化的日益凸顯，以及理學的興起與發展親密相關。尤其是朱熹的《（年夜學）經筵講義》，以及真德秀在經筵進讀《年夜學章句》《中庸》《年夜學衍義》等章節，對于“四書”經典體系的定型，無疑具有主要意義，體現了宋代儒學發展的新動態。當然，當時還有些作品雖未直接以“經筵講義”定名，但只需是經筵官在講學時的義理發揮之作，皆可列進經筵講義的范圍。如呂公著、劉克莊的《論語講義》，范沖《左氏包養甜心講義》、徐鹿卿經筵《尚書》與《詩經》講章等，不勝枚舉。所以《四庫全書總目》說：“考講義之作，莫勝于南宋。”[39]指出了講義類著作在南宋發展的盛況。
三、經筵講義的特點
經筵講義是適應帝王為“學”求“治”需求而產生的新經學體例，承載了士年夜夫以儒家經旨義理教化帝王，致君堯舜的幻想尋求，具有與以章句訓詁為重點的士年夜夫之學分歧的“義理”特征與“帝學”顏色。
1.發揮經旨義理，感格君心
仁宗晚期，經筵官解經多以字詞章句、名物訓詁為主。甚至因孫復“講說多異先儒”，發生了楊安國反對其進侍經筵的事務。[40]但就是這樣一位經筵講學27年，被后人譏為“一以注疏為主，無他發明”的學者，[41]在講經時也不乏義理之作。如楊安國講《尚書·年夜禹謨》“水、火、金、木、土、榖，惟修”時，曾順著仁宗“惟修者，明順其性也”的感悟，引發經義曰：“《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任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王者常循其性，行其道而修之，所謂修也。”[42]引導仁宗循性行道，修身治平易近。講包養犯法嗎“正徳、應用、厚生惟和”時，楊安國曰：“人君常正身修徳以御下，利節用儉以阜財，厚生敦本以養平易近，此三者和，則不掉其事也。”[43]講經并未拘泥于字詞訓詁，而是以本身的學術觀點，發揮經旨義理，感格君心，盼望仁宗以儒家暴政德治思惟治國理政，節用愛平易近。他在講《詩》《論語》《周易》《尚書》等經典時，[44]類似經旨義理發揮的言論也多處可見。
可見，帝王讀書當“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年夜旨以管理全國的帝學尋求，[45]決定了經筵官在解經時，不克不及僅逗留在字詞章句等知識層面的講解，而是要將蘊含在經典中的經旨義理清楚地闡發出來，以儒家圣帝明王之道啟沃君心，為當今帝王供給借鑒與指導，這就必定請求衝破傳統章句訓詁包養網推薦之學的束縛，因此以“義理”為特征的新經學體例的出現與風行，既是宋代帝學發展的必定請求，又是士年夜夫詮釋經典，致君堯舜的主要手腕。同時，也打上了經筵官本身學術旨趣的烙印。如高宗紹興時開經筵，底本“每兩員同講一經，人各一授，高低相接，不分卷佚篇章”。由于經筵官各自生平經歷與為學主旨分歧，其解經的傾向與重點必定紛歧，因此兩人同講一經，往往不難形成對經旨懂得的“相互牴觸”，在侍講周葵的建議下，不得不采取“分篇進講”的方法。[46]可見，經筵講義具有以己意解經，闡發義理，感格君心的特點。
2.聯系帝王實際，語含勸誡。
經筵講義專為帝王而作，經筵官解經多從帝王角度立論，聯系實際，進行勸誡，如英宗“自即位感疾”，多不喜進藥，一向未痊愈，呂公著方便用經筵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之機，進言道：“有全包養妹國者，為六合、宗廟、社稷之主，其于齋戒祭奠必致誠盡恭，不成失慎。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則于興師動眾不成失慎。至于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間，眾人所忽，圣人所慎。況于人君任年夜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成失慎。”從帝王本身所承擔的六合宗廟社稷之主的重擔著眼，指出齋戒、祭奠與疾病是帝王必須認真對待的年夜事，因此勸誡英宗應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而為宗社自愛，使得英宗“為之俛首而動容”，采納了他的建議。“自是，毎因講進戒，帝必肅然”。[47]呂公著采取了貼近生涯實際的方法，引申經義進行勸誡，從而影響帝王，獲得了傑出的後果。又如神宗時，“上留公著包養管道極論治體”，言唐太宗之事時，公著有鑒于神宗“臨御日久，群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的實際，趁機進諫說：“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耳”，神宗為之警醒，“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48]可見，能夠打動帝王包養故事，影響其立品行事的經筵講義，必定是能夠聯系實際，具有針對性與勸誡性之作。
3.講說情勢不受拘束，語言淺顯
“講義”，顧名思義就是講說義理、講論經義。經筵講義作為儒家士年夜夫在經筵講學活動中的教學講稿，需求應用淺顯易懂、清楚曉暢的語言，將經文中的年夜義明白清楚地講解出來。高宗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故啟迪朕意？”[49]即體現了對講義體語言淺顯化的請求。如《帝學》所記錄的君臣關于經義的互動問答：慶歷五年（1045）講《詩·小旻》“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帝謂趙師平易近曰：‘以水喻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順故通，通則清。逆故雍，雍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雍而世濁。幽王掉道，絀正用邪，雖有惡人不克不及為治，亦將相牽，淪于污敗也。’”[50]可見，經筵講學普通采取了經筵官先講說經義，然后由天子提問，經筵官再進一個步驟解答的講、問、答等互動融合的情勢，很類似于我們明天的課堂教學。
假如在講讀時，天子不發問，經筵官便會提出異議。如英宗御邇英閣聽講，“未嘗發言有所詢問”，司馬光建言道：“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疏淺之幸，竊恐包養條件無以宣暢經旨，禆助圣性。看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51]經筵講學中這種強調經筵官主講，帝王積極提問，“宣暢經旨”的問辨交通方法，意味著運用于帝王教導教學過程中的經筵講義，必須要便于講說、討論與交通，所以經筵講義又被稱之為“口義”。如高宗紹興二年，詔講筵所：“今后住講日，……隔日輪官接續供進《年齡口義》一授。”[52]便是將《年齡》經包養故事筵講義稱之為“口義”的例子。朱熹在為寧宗講學時，曾將《年夜學》講義編寫成冊子進呈，“曰：“臣所進講《年夜學》，口義不審，曾經圣覽否？”[53]以“口義”稱呼經筵講義，正好體現了其淺顯易懂的口語化特征。
從情勢上而言，經筵講義的創作不受字數限台灣包養制，義理闡發隨需求而定，篇幅可長可短。如朱熹的《經筵講義》，其經文義理闡發最短的為125個字，最長約1005字。經筵講義篇幅長短紛歧，能夠有幾卷，也能夠僅一篇。如袁燮有《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程俱有《論語》與《孟子》經筵講義四篇，而張栻僅有《經筵講義》一篇。有的經筵講義只取某部經典中的一句（章）進行闡發，如呂公著的《論語講義》[54]；也有選取多章（節）進行闡發。如楊時的《尚書經筵講義》就包含“吉士為善節”“播棄犁老節”“惟天惠平易近節”“惟享福浮于桀節”四節等。[55]其篇幅長短、內容多寡、字數幾多等，視講解經義的需求而定。
4.建言朝廷時政，經世致用
包養甜心經筵官的職位從其設置之日起，便包養網dcard具有備顧問的效能。因此經筵官在闡發經旨時，往往建言朝廷時政，力圖經世sd包養致用。如仁宗時的錢象先善講說，“帝間有顧問，必依經以對，因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啟廸獻納之益”，被留侍經筵十五年[56]。神宗熙寧時，司馬光應用講“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以規”，反對激進的新法。呂惠卿則針鋒相對，借講《咸有一德》，以“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等故事，闡發“法不成不變”之意。[57]可見,隨著經筵官通過經義闡發，參與政治水平的加深，經筵的政治效能不斷地得以擴張。尤其是從元豐年間起，允許經筵官“講讀包養甜心網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札子奏陳”，[58]使得經筵由“學術”講論的場所逐漸轉向“探討時政的空間”。[59]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互動，使得經術具有“所以經世務”效能，[60]經筵成為了宋代士年夜夫切進政治，得君行道的有用途徑；經筵講義則是其闡發義理，建構帝學的主要載體。
綜上所述，經筵講義具有發揮經旨義理，感格君心；聯系帝王實際，語含勸誡；講說情勢不受拘束，語言淺顯；建言朝廷時政，經世致用等特點，從而與傳統的章句訓詁之學相區別。經筵講義的產生、發展與流傳，既是宋代經筵軌制定型與義理之學發展的產物，又寄寓了士年夜夫以學術影響政治，致君堯舜的政管理想，是帝學構成與理學發展的關鍵要環節，體現了學術與政治之間的融合與互動。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討”（16BZX056）階段性研討結果。
作者簡介：王琦，女，湖南邵陽人，長沙理工年夜學傳授，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中國哲學博士，碩士研討生導師。重要從事儒家哲學、經筵講義等研討,在《北京年夜學學報》《中國哲學史》《社會科學》《光亮日報》等期刊與報紙發表論文30多篇，出書專著2部，國家社科基金《宋代經筵講義研討》項目掌管人，參與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中國儒學通志》，負包養甜心網責宋元紀年卷撰寫。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普通規劃項目：“宋代《四書》經筵講義研討”（16BZX056）階段性研討結果。
[作者簡介]王琦（1976－），女，湖南邵陽人，長沙理工年夜學設計藝術學院傳授，哲學博士，研討標的目的：中國哲學。
[①]關于經筵講義，朱漢平易近傳授將其界定為：“經筵講義是儒臣用儒家經義對帝王進行品德教導的經學講義”，
見朱漢平易近，洪銀噴鼻：《宋儒的義懂得經與書院講義》，《中國哲學史》，2014年第4期。
[②]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78-80頁。
[③]呂陶：《策論》，《凈德集》卷20，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范祖禹：《上哲宗論學本于正心》，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6，北京年夜學中國中古史研討中間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9年，第47頁。
[⑤]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太宗承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壬申條”，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558頁。
[⑥]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91頁。
[⑦]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97頁。
[⑧]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43頁。
[⑨]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76頁。
[⑩]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81頁。
[11]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01頁。
[12]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3“紹興十一年十仲春乙卯條”，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297頁。
[13]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77頁。
[14]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包養價格》，第81頁。
[15]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17頁。
[16]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1頁。
[17]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96頁。
[18]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19頁。
[19]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23-124頁。
[20]馮浩菲：《中國古籍收拾體式研討》，北京：高級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160頁。
[21]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4-136頁。
[22]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50冊，上海：上海辭書出書社；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6年，第265-266頁。
[23]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83頁。
[24]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94-95頁。
[25]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01-104頁。
[26]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09-131頁。
[27]姜鵬：《北宋經筵與宋學興起》，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第129-134頁。
[28]關于胡瑗、歐陽修、劉敞、王安石、陸佃等擔任侍講、侍讀等經筵官的時間與事跡，可參看姜鵬：《北
宋經筵與宋學興起》中第二章第三節《經筵官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第66-107頁。
[29]王應麟，欒保群等校點：《經說》，《困學紀聞》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5年，第201頁。
[30]脫脫等：《宋史》卷327，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550頁。
[31]程頤：《與方元菜手帖》，見《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71頁。
[32]范祖禹：《進講義劄子》，見曾棗莊，劉琳等主編：《全宋文》第98冊，第59頁。
[33]范祖禹：《進講義劄子》，《全宋文》第98冊，第120頁。
[34]《宋史》載：“（陸佃）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稿。”見《宋史》卷343，第10918頁。
[35]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98冊，第110頁。
[36]劉琳，刁忠平易近等校點：《崇儒七·經筵》，《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第2888頁。
[37]黃幹：《朝奉年夜夫文華閣待制增寶漠閣直學士通議年夜夫謚文朱師長教師行狀》，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附錄”，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第1483頁。
[38]關于宋代經筵講義的文獻資料，顧宏義傳授在《宋代文獻考論》中曾做過初步收拾，為本文的撰寫供給了無益的借鑒。本文通過對《四庫全書》與《全宋文》的梳理，進一個步驟豐富了宋代經筵講義的文獻目錄。
[39]四庫全書研討所收拾：《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94，第1235頁。
[40]脫脫等：《宋史》卷432，第12833頁。
[41]脫脫等：《宋史》卷294，第9828頁。
[42]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21-122頁。
[43]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21-122頁。
[44]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02-125頁。
[45]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74頁。
[46]劉琳，刁忠平易近等校點：《崇儒七·經筵》，《宋會要輯稿》，第2889-2890頁。
[47]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6頁。
[48]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57-158頁。
[49]劉琳，刁忠平易近等校點：《崇儒七·經筵》，《宋會要輯稿》，第2885-2886頁。
[50]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03頁。
[51]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9頁。
[52]劉琳，刁忠平易近等校點：《崇儒七·經筵》，《宋會要輯稿》，第2885-2886頁。
[53]佚名編，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包養一個月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45頁。
[54]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50冊，第265-266頁。
[55]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50冊，第277-279頁。
[5包養故事6]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1頁。
[57]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49-153頁。
[58]朱瑞熙：《中國政治軌制史(宋代卷)》，北京：國民出書社，1996年，第153-154頁。
[59]姜鵬：《北宋經筵與宋學興起》，第129-131頁。
[60]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37，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327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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